孙喜琢：成立集团目的是做实做强社康中心

“在医改的深水期和攻坚期，他们以建设健康中国为契机，直面难题，破冰前行，积极寻找破解医改难题的‘良方’”，这是《中国卫生》杂志日前揭晓的2016年年度十大新闻人物的致敬辞。这份榜单上，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院长孙喜琢榜上有名。

罗湖医院集团院长孙喜琢（朱洪波 摄）

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两年前来深圳，之前曾在大连市中心医院担任了十二年院长。孙喜琢拥有医学和经济学双博士，全国优秀院长称号，多年管理经营大医院，对中国医疗的现状有透彻的了解，是罗湖医改的主要践行者之一。

医改的方向和做法是唯一的

南方日报：孙院长，本月的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罗湖医院集团代表广东省发言。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发言单位都是各省的卫计委，交流的是一个行业在一个区域的整体情况，我们省卫计委派了罗湖医院集团作为代表发言，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孙喜琢：这个月我们罗湖区卫计局郑理光局长要代表深圳在广东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发言，我要去两次北京，一次是参加2017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一次是2017年全国医疗管理工作会议。

我们去发言，因为医改仍是最受大家关注的议题。真正的医改，我们向何处去?应该怎么改？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能复制的一个模式。

罗湖医改要说全复制也很难，为什么?深圳的政府投入还是比较大的。那罗湖什么可以复制呢？一个是医改的方向，就是人民越健康越好，这个方向肯定没错，是唯一的。

方向对了，我们两个做法也是对的。第一我们要做强社康，内地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老百姓健康只有做强社康，盖100家医院，老百姓的健康还是停留在那个水平。但是如果多做一些社康，社康的能力水平上去了，老百姓都在那儿保健了，健康水平就会提升。第二，做强社康，怎么能让医院也愿意接受，医生也愿意接受，老百姓还愿意接受?那就得让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我们让社康与医院统一整合，通过医保总额打包预付，社康与医院将老百姓的健康当作头等大事，帮助他们少生病、少住院，节余下来的医保费用奖励给医院。在不大幅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老百姓的健康上去了。

南方日报：这不很好复制吗？

孙喜琢：实际上很简单，你说还有什么难处吗?没难处，但是现在你看，大家就是降价，一味地降价。打个比方，咱们父母生病了，也想用点好药，明明有价格贵的药效果好，一定要买便宜的药，那你愿意吗?如果说老百姓越健康，医院越有好处，那我在维系你健康的时候，一定给你最好的手段。

以控费为主要手段的医改只能是修修补补。罗湖医改设计上不在降低患者必要的医疗支出，而是怎么对他的健康有利。社康中心患者需要的药，如果社康没有，保证24小时就能调到。实施医改以来，我们全区的社康中心诊疗量增加了30.6%，我们自办的社康中心增加了94.6%。现在家庭医生收入已经比同资历的专科医生还高，来年可能要达到他们的1.5倍。我们的药师不在ICU里，而是到百姓家里告诉你怎么吃药，过期药物怎么处理，我们有个说法，“要健康来罗湖”。

医疗卫生的钱用错了地方

南方日报：医改的方向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健康水平，路径就是提高社康，也就是基层医疗的水平，就这么去实施不就行了?难在哪里呢?

孙喜琢：难在大家的观念上。大家还是认为我要多建医院，要把专科水平提上去，做复杂的手术。大医院的院长们大多这么想。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学的年度教学会议，那所大学有很多非直属的附属医院。我会上听报告，所有的医院都计划扩充，没有一个医院不扩充的。

如果不改现状任其发展，中国医疗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医疗卫生体系崩溃，医疗保险全部崩盘，要么已经建成的大医院萎缩、关闭。这两个选择很难，但我相信政府不会让医疗体系崩溃。我个人认为中国每千人口3张床就够了，但现在追求的是6张。

国家现在每年花3万亿元人民币用于13亿人的医疗保健，但这么多年走了一条错误的路，错误地认为医院就是医疗，医院大了，医疗就强了，老百姓就健康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医疗卫生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已经不缺钱，但是把钱用错了地方，80%的钱都投在了三甲医院，导致看病越来越难，百姓健康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得到改善。

罗湖的医改非常简单，我们成立集团，目的不是做大医院，而是做实做强社康中心，政府在医改中起一个适当补偿作用，给钱少了不行，给钱多了也不行。

医生的待遇一定要提高

南方日报：通过制度设计，财政投入到医疗的钱直接投向患者医生，而不是扩建医院，效率是否会更高?

孙喜琢：长远来看，我们医院病房越轻松，绩效越高，越轻松你反而拿到的钱更多，但是前提是不能把病人都转走，而是把病人“变没了”，通过预防和结疗，病人减少了。病人少了，医院做什么?带学生、搞研究、攻克疑难杂症。

如果深圳全市都这么做，病人量一下就下来了，医保省多少钱，老百姓少吃多少药?政府把节省的出来的钱转一下，就可以给到医生。如果医院停止扩建的话，全深圳的医生就按港大医院的薪酬给不起吗?再涨一点都能给得起。(注：媒体公开报道，港大深圳医院医生平均年薪50余万元)

医生的待遇一定要提高。前些天我跟国家卫计委的一位领导汇报时说，不大幅度提升医生薪酬的医改肯定是走不长的。如果医生的薪酬在降、必要的费用在降，这种改革就是耍流氓，只是短时间内你可能看到效果，长时间内你是看不到任何效果的。

南方日报：您觉得，理想状态下，一个医院的院长，对他管理的医院，他应该关心的是什么?一个正常的医生，一个好的理想状态的职业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

孙喜琢：院长第一要关心的是患者的利益，然后是医生的利益，最后是医院的利益，这需要掌握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患者的利益是不可以损害的，在这基础上怎么能增加医生和医院的利益，这是当院长需要考虑的。但是我们现行的机制有时候可能无意当中就损害了患者利益，会有一些过度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

医生首先应该具备的能力是受到患者的尊重和信任，不是医术多么高明。如果一个医生受到患者的尊重和信任，医术的提高和精进是必然的。只要你有众多的病人，只要你不是很笨，智商别太差，技术必然可以提高。医术应该说是医院和患者共同培养的结果，是一个医生综合素质的体现。如果我的心很好，但我连和患者沟通都不会，也不行;如果我很善于沟通，可德行不好，我欺骗患者，那也不行，不长久。

南方日报：扭曲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孙喜琢：还是我们的机制设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利益导向的问题。你看港大医院的设计，门诊打包付费，医生就会考虑什么?我能治的病治好，治不好的解释好，OK了，而不是治不好也要开一点药。如果全深圳市都那么设计，无非是各级财政给医生的成本增加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医生工资提高后对社会是坏事吗?不是，是好事，因为老百姓不会吃不该吃的药、开不该开的刀。

家庭医生数是衡量医改的最好指标

南方日报：今年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辞有这么一句话，“有些群众有了家庭医生”，谈到医疗，就用了这句话，您怎么理解?

孙喜琢：说心里话，总书记的这番讲话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是做最基层的，就觉得这样说很实在。他没说我们的人均床位达到多少，我们的人均寿命达到了多少，就是说“有些群众有了家庭医生”，看出了这么大一个国家医疗问题的关键所在。

罗湖46%的群众现在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来年的目标是70万人要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我总觉得，一个地方的区长也好、市长也好，能不能定这样的目标：今年我们的家庭医生数量再多多少。先把数量搞上去，质量一点点提高。盖一个医院动不动砸进去几百个亿，拿出来10个亿养这些家庭医生，老百姓的健康受益更大。

如果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写增加多少床位，而是说我们今年有多少群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来年还有多少群众有家庭医生，这个方向就对了。

来源：南方日报（记者 吕冰冰 向雨航）